2018年度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十大热点在京发布

2018年度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十大热点在京发布

为客观记录和观察2018年中国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沿动态与发展趋势,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高质量纵深发展,4月24日,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的“首届国际关系研究十大热点”发布会在国际关系学院隆重举行。来自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外交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国际关系学院校长陶坚、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广志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陶坚在谈到此次研究热点发布的意义时表示,建设具有国际水平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科,首先应该忠实记录国际关系研究界的重大过程,把握学科成长、变化的整个脉络。除此之外,还要通过自我审视,检验这门具有实践性学科是否契合整个世界发展的脉络,同时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或者发展方向。林广志介绍了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通过成立“国际关系研究十大热点评选”课题组的方式,帮助学生掌握学科发展趋势,了解学科发展特点,提高选题和研究的能力。同时,全面回顾和梳理过去一年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成果,总结研究特点,展望发展趋势,为研究者提供相关参考。
 
  在随后环节,两家主办机构共同发布了“2018年度国际关系研究十大热点”,包括:“国际关系理论”转向“世界政治”的理论创新;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作为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一带一路”倡议进入新阶段;当前世界秩序的变化与其未来;英国“脱欧”及其对欧盟与中国的影响;“印太”战略及其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演变;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反思与探索;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建设;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新议题。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庞中英介绍了本次评选的过程与方法。庞中英指出,秉承是否为标志性、得到公认的成果,是否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或者研究议题,是否重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多元议题等原则,在2018年发表的中国国际关系期刊研究会会员期刊以及SSCI、TSSCI、THCI、ACI等收录的港澳台国际关系期刊中,结合专家推荐、问卷调查、内部研讨等方式,选取研究热点进行学者评议,力求客观真实。
 
  本次活动是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首次进行的年度性“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十大热点”评选,发布会从2019年起每年举行一次。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当今世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任务新要求,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不断推陈出新,涌现出一批批丰富扎实的研究成果,成为全世界国际关系研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附:2018年度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十大热点
 
  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澳门)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北京)
 
  2019年4月24日
 
  热点一:“国际关系理论”转向“世界政治”的理论创新
 
  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科的中心性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始终重视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从来是热点。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不再满足或者止步于引进国际关系理论,也转变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生产者,“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并推动这些构建的国际化,参与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演化。在“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对“世界政治”的关注逐步突出。对一些学者来说,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已经和正在转向“世界政治”。2018年发表的引人注目的国际关系理论论著就充分说明这一转向。众所周知,“国际”和“世界”是相互联系却不同的。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主流国际关系研究一度舍弃“世界”,转向“国际”,“世界经济”被“国际经济”取代,而“世界政治”则由“国际政治”代表。如今“世界”又显著地回归。这种回归,与以往的最大不同可能是,(在)“中国制造”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关于世界的,是属于世界的。
 
  热点二: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
 
  中美关系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重中之重。从理论到实践,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诸多领域和方向都涉及美国。中美建交40年(1979-2018)之际,在特朗普政府推出的与以往历届美国政府有很多不同的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正经历巨大转变(包括转型),2018年发生了远比冷战晚期的在同盟框架下的美日贸易战更加复杂、更加引人注目的中美贸易摩擦。在美国,关于与中国的关系“脱钩”(decoupling)和“降低接触”(disengagement)的讨论是热点。而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从社会科学的不同角度,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有许多新的特点:带着深刻反思一个长时段(过去40年)中美关系的历史感,对美国关于与中国关系的当前主流观点进行回应,关切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继续聚焦中美关系中的新议题,以及预测或者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情景等。
 
  热点三:作为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一带一路”倡议进入新阶段
 
  国际公共产品的种类和内容是多样的、复杂的。现有的世界秩序就是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世界大国负有维持公共产品的持续性和提供新的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对于当前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西方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如哈佛大学约瑟夫•奈(Joseph S.Nye, Jr.)发明了“金德尔伯格陷阱”(The Kindleberger Trap)的论断。2018年,世界目睹了美国政府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后退,国际公共产品的赤字扩大,世界在21世纪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可能性似乎增大了。中国作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新兴世界大国,已经定义“一带一路”为国际公共产品。中国是否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新的重要提供者?全球治理中的“金德尔伯格陷阱”是否由于中国的作用而有效缓解?2018年8月27日,中国政府在北京举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共商、共建、共享”被进一步确定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原则,“一带一路”正在成为全球性的国际公共产品。
 
  热点四:当前世界秩序的变化与其未来
 
  1945年后形成的以联合国和国际经济组织等为代表的世界秩序在“冷战后”时期经历深刻演变。世界秩序的深刻演变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主的“全球化”使世界秩序在相当程度上去除了国家的和社会的“嵌入”,而这种“嵌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冷战期间表现得尤为深刻;二是失“嵌”的世界秩序却难以“治理”市场化和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如“气候变化”、“不平等性”等全球问题日益突出。结果,现有的世界秩序处在一个巨大的不确定的十字路口。关于“世界秩序的未来”或者“全球治理的国际制度向何处去”是近几年世界范围国际关系学科的热点。中国也不例外,2018年,对现有世界秩序的研究成为热点。现有世界秩序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外部环境”。由于这一秩序陷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影响中国对未来发展需要的“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中国如何塑造或引领今后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包括在亚洲的地区秩序)?此外,中国学者对“世界秩序的未来”的关注与世界范围内对“世界秩序的未来”的讨论正好构成一种中外对话。
 
  热点五:英国“脱欧”及其对欧盟与中国的影响
 
  欧盟的前身是欧洲共同体。苏联解体后,欧共体升级为欧盟。自1993年成立以来,欧盟是冷战后世界秩序的最重要构成之一。截至2018年,欧盟成员国为28国,还有不少欧洲国家在申请入盟。英国是欧盟的成员。英国在2016年6月23日通过全民公决离开欧盟(Brexit),是为欧盟历史上的首个“脱欧”案例。英国“脱欧”也被视为全球范围内“逆(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重要案例。目前,英国是否最终“脱欧”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但是,从2017年3月29日英国正式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款,开始与欧盟进行“脱欧”谈判以来,“脱欧”过程对欧盟的前途、对现有世界秩序的影响深远。在过去2-3年,欧盟深受英国“脱欧”的掣肘。2018年前后是英国“脱欧”的关键时刻,学者们高度关注,多角度研究。其中,不仅包括观察“脱欧”对欧盟的影响,而且包括分析“脱欧”对中国等的影响。
 
  热点六:“印太”战略及其影响
 
  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旋即高调推出“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后首次参加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以“亚太”(Asia-Pacific)为名的代表冷战后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跨地区)国际关系新特征的论坛上,特朗普政府却宣布其具有颠覆性的新外交政策——“印太”(Indo-Pacific)战略。2018年11月,美国派副总统彭斯参加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APEC,再次推广“印太”战略。“印太”到底是什么?“印太”的影响如何?如果说“亚太”是一个地区或者跨地区合作概念,“印太”则是一个地区冲突概念。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甚至一些东盟国家)愈来愈明确地用“印太”来竞争或者平衡、制约而不是对接或者合作中国发起的、其他许多国家参与“共建”的“一带一路”。重要的国际会议,例如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SLD),都少不了有关“印太”的热烈讨论。关于“印太”战略本身,尤其是“印太”对“一带一路”的影响成为2018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
 
  热点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演变
 
  2018年是回顾和总结过去40年中国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时刻。在2018年6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认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继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后的又一“大判断”。40年是一个长和平时期,更是一个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变。中国的发展改变了世界,世界的发展影响了中国。中国成为现有世界秩序的一部分。由于中国的加入,现有世界秩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提出、强调和分析这一课题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外交政策意义。在对这一课题的已有各种研讨中,有的是大历史的宏观把握,有的则是从某种角度深入讨论中国与世界之关系。这些角度包括世界格局(世界秩序)、外交理论与外交实践、软实力、世界经济体系、“战略机遇期”等。
 
  热点八: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反思与探索
 
  在本体论意义上,当今世界是复合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世界。中国是过去40年全球化进程最主要因素之一。全球化带来了全球问题,而全球问题则要求全球治理。“逆(去)全球化”不仅是全球化而且是全球治理的对立面。最近几年,以英国“脱欧”和美国“退群”为代表的“逆全球化”使全球治理体系(global governance system)在局部发生严重倒退,全球治理僵局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趋于恶化。全球治理处在艰难时刻。全球治理向何处去?改革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出路。但是,美国、欧盟和中国针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立场和政策不同,争论激烈。与美国不同,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是更加积极参加全球治理,在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改革中的作用上升。2018年,反思全球化,讨论全球治理的方向,探索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成为学术热点。
 
  热点九: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建设
 
  “区域国别研究”,也称国际领域研究(area studies),实为中国多年来“国际问题研究”的主体内容之一。在对国际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区(regions) 和国家(countries) 的成建制的社会多学科研究方面,美国是始作俑者。在冷战的推动下,美国的苏联研究十分发达。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取代苏联研究而持续勃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集中于对“亚非拉”的研究;冷战结束后,则偏重美国研究和欧洲研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使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且使区域国别研究成为国际关系学科中增长最快的领域。2018年,教育部批准的一系列区域国别研究基地在各地隆重挂牌,加上以前的老牌研究机构,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覆盖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国家。正是在2018年,从社会科学各个视角,尤其是国际关系学,对区域国别研究的一般讨论(即到底为什么研究“区域国别”和如何研究“区域国别”)空前热烈
 
  热点十: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新议题
 
  国际安全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目标之一。过去40年,中国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个特点是越来越重视“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议题。非传统安全代表着广义的安全和新的安全,涵盖多样的、综合的议题。2018年,非传统安全研究是中国国际安全研究中的热点。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刻,回顾40年的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研究新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如人的安全、全球公域(the global commons)、人工智能等,构成这一年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特点。全球公域是国际安全研究的“新疆域”,根据联合国文件,主要包括空天、公海、极地、网络等。网络空间的安全和网络地缘政治是重大课题。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跻身世界先列,国际关系学者及时和敏锐地引入人工智能议题。中国正在建设海洋强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涉海安全研究成为非传统国际安全研究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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